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在笔者看来，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当务之急，至少要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尽快建立和完善“省级统筹”的“职教高考”制度。统一的“职教高考”制度，不仅能保证招生考试相对公平，而且能迅速促进职业教育内涵发展、质量提升。

一是可以助推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因为考试标准统一、考试内容一致，招生录取可以根据招生院校办学水平和办学特色划定录取分数线，让高水平学校和专业录取到高水平学生。同时，建立统一的“职教高考”制度，可以推动高等职业学校（含职业本科，下同）重内涵、抓提质，在高职教育内部形成你追我赶的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二是可以助推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职教高考”统一考试，可以让中职教育质量看得见、摸得着。学生可凭借自己的学业水平和兴趣爱好选择喜欢的高职学校，从而点燃学习热情，亦可激发教师的教学热情。目前，中职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不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职教学质量不高、吸引力不强，家长担心孩子进入中职学校学不到、学不好真技能。而中职教育存在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科学、合理、统一的评价办法。可以预见，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后，中职教育发展必将迎来一次质的飞跃。

当然，“职教高考”一定要突出职业教育的类型特点，避免重复和步入应试教育的误区。

一是要整合现有“职教高考”形式。譬如，将现有的对口升学考试和高职单招等整合成统一的“职教高考”，统一考试要求、考试时间，根据考试成绩分层分类录取。

二是统一“文化素质”考试。文化素质考试是“职教高考”的重要内容。文化素质是中职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高素质大国工匠的必备条件。实行文化素质统考，不仅可以维护“职教高考”制度的公平，而且能促进中职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确保中职学校“就业与升学并重”。目前，国家已经统一制定了中职学校公共基础课程标准，编写了公共基础课程教材，并且在新的课程标准中明确规定了“达标”和“升学”两类学业水平标准，完全可以按照课程标准组织文化公共基础课程统一考试。如果全国统一考试还有难度，建议各省先建立和完善中职学业水平考试制度，将其成绩作为升入高职院校的文化素质依据。需要注意的是，“职教高考”的文化考试应有别于普通高考，要基于中职生实际和专业学习需要确定文化课成绩在专业录取中的比重，避免唯总分论和平均分论。理想的“职教高考”制度应该能够保证人尽其才、适才适所，特别是一些“偏才”“怪才”能够在考试制度中脱颖而出，而不是被埋没或淘汰。

三是合理组织“职业技能”考试。职业技能考试是职业教育类型特点在“职教高考”中的重要体现。职业技能由专业基础和专业技能两部分组成。前者是专业理论，是学好专业技能的基本保证，建议实行统考，并纳入学业水平考试范围作为“职教高考”招生录取的重要依据。专业技能可以根据专业特点确定考试办法，共性强、规模大的专业技能可实行统考，专业性强、规模小的专业可由招生院校单独组织考试。这样，就能初步构建起融“统考+单招”“笔试+面试”“文化素质+职业技能”一体的具有职业教育特点的公平公正的“职教高考”制度。    

今年2月，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2年职业教育工作重点要实现“五大突破”，其中之一是让“职教高考”成为高职招生主渠道。3月，“职教高考”作为全国两会热点被多位代表委员反复提及，这表明“职教高考”已经成为一项重大社会公共议题。

“职教高考”关注度如此之高，从宏观上看，其关系到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培养；从中观上看，关系到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稳步推进；从微观上看，关系到考生及其家庭的切身利益。尤其是在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确立适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职业教育发展需要的“职教高考”改革路径，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历史上来看，“职教高考”作为一项制度探索已历经30余年，目前处于注册入学、自主招生、单独招考、春季高考、对口单招等多元方式并存的局面。如果以考试方式和内容结构来划分的话，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发展阶段。最初主要由地市或学校自行探索、单兵作战，仅仅考核文化基础和专业理论，此为1.0阶段；后来一些省份在考试标准、内容、考点建设等方面实行省级统筹，不仅考核文化基础和专业理论，还注重专业技能考核，此为2.0阶段；2019年以来，国家提出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完善顶层设计，这标志着“职教高考”进入了3.0阶段。应该说，各地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上科学性还有待完善，公平性更很少被关注，相对于普通高考，“职教高考”认可度、吸引力还明显不足。

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职教高考”的科学性是其健康发展的根本，这首先要求研究影响其科学性的内生变量，包括考试制度、考试标准、考试内容、考试方式、考试环境、考试结果评判等，正如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的，2022年围绕“职教高考”主要做好三件事，即加强考试制度和标准建设，优化“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结构比例和组织方式，扩大职业本科、职业专科学校通过“职教高考”招录学生比例，使其成为职业本科学校招生主渠道。

应该说，这三件事体现了问题导向，回应了社会关切。比如，考试制度和标准建设问题，不仅需要从考试学、教育测量学等技术视角切入，还需要从制度层面加以关注，从技术视角来看，关键在于职业技能的评价，需要重点解决考什么、怎么考、怎么评等问题。从“考什么”来看，由于职业教育涉及的专业众多，如果给每个专业课程出一张试卷，命题的工作量将无法估计，必须基于合理的专业类设置考试科目，建立基于专业类的技能考试标准；从“怎么考”来看，关键要建立区域层面的标准化考点和虚实结合的综合实训平台，以及基于不同专业特点采取不同的考试方式；从“怎么评”来看，技能考试非纸笔测试能够衡量，操作过程如何评价，谁来评价，评价的尺度如何把握，这里面都有一系列值得研究的技术问题。从制度视角来看，“职教高考”从考试、招生到录取各环节都需要加以检视，如有省份将今年的本科招生计划由1万人增加到7万人左右，这一举措一方面可能会极大提高“职教高考”的吸引力，但另一方面也会导致“搭便车”问题，最终可能会导致制度失灵、政策失败。

“职教高考”作为一项兼具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重功能的开放系统，不仅要关注其内部运行的技术、制度等问题，还要考虑其与外部系统的关系，一些问题仅靠教育系统甚至职业教育系统很难解决。一些人呼吁要打破地域限制，实行跨省招生，鼓励应用型大学甚至高水平综合大学参与“职教高考”招生，这里面就涉及诸多政策统筹配套问题，比如本科计划能否单列，针对“职教高考”渠道升学的学生能否单独教学和评价，教育部对于这些学校相关专业认证能否单列标准，等等。同时，允许流动人口子女参加“职教高考”，也需要教育行政部门之外的其他部门共同参与配合。所有这些问题既需要顶层设计，又需要考虑现实，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更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和多方协同的体制机制。如此，才能真正发挥“职教高考”这一指挥棒的正向功能，促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选拔和培养。